民族学考研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像中的少数民族历史小说内涵解析…(民族学考研真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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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鲁王》为例

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像中的少数民族历史小说内涵解析

——以小说《亚鲁王》为例

李 大 卫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美学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美学思潮冲击下,其美学原像日益模糊,在文艺批评中逐渐失语,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说文本的观照也被忽视。本文重新回归经典文献中的美学思想,以小说《亚鲁王》为例,探寻美学原像的现实意义以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像;历史小说;《亚鲁王》;二元叙事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来源,在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中发挥指导作用,其广义内涵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观点以及其后各个时期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学观点,而其中最重要的“美学原像”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的美学思想的统一整体。其中对世界民族文化以及文学的深切关注,尤其是恩格斯提出的“作家应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1]引发了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文学的思考。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成果的梳理与筛选,贵州麻山地区的口传苗族史诗《亚鲁王》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其与《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并称“中国四大史诗”,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据史诗改编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亚鲁王》于2017年1月正式出版。这部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同时,更是一部具备马克思主义美学意义的独特文本。

一、美学原像的当代语境

改革开放以来,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美学理论被大量译介到中国,逐渐取代阶级分析法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小说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近年来受新的历史主义思潮影响,新兴作家群体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尝试对历史进行更大程度的解构与虚构,创作出一批以“穿越”“宫廷”“武侠”“盗墓”等题材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作品,这类作品获得社会广泛认可与好评的同时,在理论界也掀起了新历史主义文论研究的高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理论的局限性,其一是新历史主义的定义与范围尚不明确。新历史主义批评领军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在文学理论上进行定义。”[2]其二是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的区别尚不明确。这主要体现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仍然受旧历史主义的影响。其三是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存在争议。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十分相近的同时又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福柯的话语分析,成为其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标志。[3]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学术体系尚不完整,运用该批评方法所形成的学术成果也必将存在争议。放眼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之众多,观点之矛盾,争论之激烈都暂且不论,关键问题在于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轻率态度,即只运用“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分析某一问题的理论范式,而不通读也很少引用经典著作,在未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情况下,错误地抛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思想界是如鱼得水。若在别的地方就会停止呼吸”[4],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歧路。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西方错误思潮对我国美学研究的影响,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出发,批判地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以历史小说《亚鲁王》为研究对象,管窥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小说创作的问题所在,倡导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发挥想象力的同时要回归唯物主义的审美意识,从而引导读者认知小说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史诗艺术与小说改编

《亚鲁王》史诗的艺术性与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口传史诗的流动性,这与传统的文本史诗的固定性相比有很大不同。类似于古希腊《荷马史诗》、藏族《格萨尔王》史诗这类非纯口头文学自古以来就存在手抄本,这给后来的研究者分析史诗最早形成的时间,进而研究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便利。但由于这些手抄本的存在,史诗内容流传千年也基本不会发生变化,形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亚鲁王》史诗作为一部纯口头文学,依靠一代代歌师口传心授传承下来,史诗的内容具有流动性或者说是不稳定性,贵州麻山地区不同的寨子里唱诵着不同版本的史诗《亚鲁王》,就算是在同一寨子里,不同的歌师唱诵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位歌师在不同的时段唱诵同一章节也会存在差异。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亚鲁”有亚努、羊鲁、杨鲁、央洛、由娄等异名,族群记忆中的英雄亚鲁形象已经开始模糊。[5]而在关于亚鲁王是否有兄弟,有几个兄弟的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有的歌师说没有兄弟,有的说有三兄弟、还有的说有七兄弟。[6]在民间还世代流传着游离于史诗之外的亚鲁王神话故事。“亚鲁王”这一符号的多义性为小说改编提供了巨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小说《亚鲁王》并不拘泥于史诗本身,而是采用发散式的和神话式的写作方法对史诗进行改编,作者在第一章用“一k三二”这一符号为先导,开场叙述唱诵《亚鲁王》的歌师尤朝忆在十九天之内被装进蛋壳并投入江中,之后倒叙讲述了蛋壳是黑苗经越南迁徙到泰国生活,目睹当地“蛋生人”的场景后大为惊异,联想到祖先姜央就是从“蝴蝶妈妈”的蛋中出生,便向当地土人请教“蛋生人”之法,土人并未透露,不过土人长老以一枚涂有七彩的蛋壳送给黑苗作为礼物,蛋壳又被秘密转运到麻山苗寨。这样的情节安排看似荒诞,实则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其一是苗族迁徙入东南亚地区的史实;其二是东南亚地区流传的“蛋生人”神话;其三是苗族古歌中关于蝴蝶妈妈的神话,这三个元素均不局限于《亚鲁王》史诗的叙事范畴,将“亚鲁王”这个文化符号置于整个苗族的文化与历史中进行考察,乃至延伸到国外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我们认为这样深刻的改编完全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单纯依据历史文本,将叙事的时间、人物、地域以及事件都加以固化,甚至为迎合市场而对历史的复杂进程与文化背景进行简单化、娱乐化、低俗化改编,使得小说文本的一切意义浮于字面,不具有任何深刻意义,不能引发读者深层次思考,这些“适合小市民和村民口味的‘笨拙的’美文学家”[7]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亚鲁王》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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