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历程: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多元宗教从碰撞、冲突到和睦并存
历程:多元宗教从碰撞、冲突到和睦并存
以多民族聚杂居的丙中洛为个案，可以看出多元宗教从碰撞、冲突到和睦并存的历程。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的冲突。
怒族是较早居住于怒江中上游地区的民族。“怒江江边，古宗人的居地，达到菖蒲桶和打拉，再南到捧大、永拉干、茨开、普拉底各地，土族则另是一种怒子民族。……人数实在不多。怒子因住居这段怒江而得名”。［9］清代道光至雍正年间，藏传佛教率先传入此地。史志记载:“菖属喇嘛，系为红教。前清道光中叶，有西藏喇嘛，名教拱几者，率领古宗数人，来菖蒲桶转经，查悉其地肥沃，遂与古宗分地垦荒，建屋以居。后于丙中洛地方，创修一喇嘛寺。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大喇嘛喃穹复于菖蒲桶地方，又修一喇嘛寺。”［10］
丙中洛建寺与维西纳西族女土司禾娘笃信藏传佛教并为早逝的丈夫、儿子超度有关，“禾娘和她的媳妇从事许多慈善工作，捐出土地、田地，建造了六个寺庙。”其中之一就是其西部辖境丙中洛的普化寺，因此，建寺时间应在雍正五年(1727)禾娘被封土司职到嘉庆七年(1802年)维西爆发傈僳族起义禾娘被贬职入寺修行。［11］“当时，怒族群众只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不懂什么叫喇嘛，不肯入教，并进行了反抗斗争。”［4］怒族口述史说:杜功建在草棚打鼓念经，怒族人包围了草棚。他以为怒族人都是赤手空拳来的，不会有什么作为。哪里晓得怒族人的芋头冬天是不刨出来的，就埋在原来地里，随吃随挖。怒族群众挖出芋头纷纷抛来把他赶跑了。杜功建
调来火枪和大刀，才把怒族人民压服了。藏族口述史说:怒族人包围了杜功建，杜功建作起佛法从地里飞出无数芋头，把怒族群众赶跑了。怒族人拿起大刀进攻，杜功建又作佛法，怒族人的大刀便纷纷落地。怒族人拿起弩弓向杜射击，杜又作起佛法，使前来围攻的人弩弓拉不开，人走不动，象钉子一样站在原地不动了，杜却稳坐草棚之上，打鼓念经如无事一般。怒族人终于佩服了，从而接受了喇嘛教。［4］从中可看到藏传佛教传入丙中洛后与原始宗教发生过冲突并逐步站稳脚跟、打破此地原始宗教一统天下的历史真实。［12］
到第四任主持兰雀治格建成了史志所载的普化寺，分3层楼房，雕梁画柱，内有泥塑佛像及彩色壁画，显得金碧辉煌。寺产有马牛各一百，绵羊千只，水田150亩，收租税共收粮食11万斤左右。［4］丙中洛藏传佛教进入昌盛时期，但与传统宗教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有关巫师为兰雀治格治病的传说折射了藏传佛教与传统宗教之间一边相互排斥、一边相互认同的历史。传说，兰雀治格病重，认为是巫师作祟，于是扎巴们把普化寺附近3个坝子的9个巫师全部召来，逼其限期治好。巫师们施尽各种巫术，皆无效用。结果除昆楚逃走外，其余8个巫师全被处死。昆楚逃到维西，向维西厅控告。维西厅要普化寺派人到维西厅对质，普化寺派了9个扎巴到维西厅打官司。结果，普化寺输了，罚一筒金子。这件事表面看是藏传佛教将兰雀治格致病原因归罪为巫师作祟，并以巫师治病法术不灵为由处死巫师，表面是对传统巫术的否定。但却恰恰说明:藏传佛教喇嘛们也同样相信巫师能作祟，并且也能够禳解。正好说明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或最起码是部分认同了怒族传统宗教。其后，“兰雀治格也死了，普化寺从此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4］在这次冲突中斗得两败俱伤的传统宗教和藏传佛教，在以后的历史中再也没有能力作更多的抗衡。
第二阶段是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冲突。
贡山与维西、德钦，同属天主教会西藏教区。法国传教士先在德钦阿墩子传教，据《教务教案档》(光绪二十九年初九日茨中士弁目钱国栋的禀文)记载:“顾司铎、任司铎在阿墩子设立教堂十余年，并无居民从教。其左右伺应供仪者，仅川民数名。该处蛮夷人等，大都格格不相入者。”于是翻越碧落雪山到怒江北部开辟传教区，但传教之路仍然布满荆棘。任司铎大约在1895年来到察瓦龙松塔村建盖天主教堂传播天主教，“天主教的传入侵犯了当地藏传佛教的利益，而且天主教还阻止入教的教友向喇嘛寺纳贡缴税，引起当地喇嘛寺的不满，也遭到了群众的反对。”［4］察瓦龙喇嘛寺僧侣和当地群众联合起来，把任、顾两人赶出察瓦龙。他们沿怒江往下逃到丙中洛青那桶村，又受到丙中洛喇嘛寺僧侣和藏族、怒族群众的阻击，顾被击毙落江，任翻越碧落雪山逃回德钦茨姑教堂。
其后，“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法教士任安收，复来传教。于二十八年(1902年)，在白汉洛地方，修建教堂十余间。三十年(1904年)，于茶蓝(今查腊，下同)地方，又修教堂三间。任教士四处煽动夷人入教。一区喇嘛五几等，异常仇恨。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勾结古宗怒子叛变，焚毁白汉洛、茶蓝两处教堂，惹起教案交涉。喇嘛寺还银三千两，清政府赔银五万两，其事乃寝。”［10］还并将喇嘛寺在中丁、才当、茶腊、彭当、青那桶、永拉干等地的田产转赔给天主堂。此后，任安守用赔偿银重修了白汉洛教堂，又先后在中丁、青那桶、茶腊、彭当等地修建了教堂。［13］至此，有帝国主义及满清政府作后盾的任安守终于在丙中洛站稳了脚跟。“在前清时，该教士等，势力甚大，竟自受理民情。”［10］1924年，天主教信徒有 600多户，1016人，教堂6所，神甫7人，并属西康教区管理。［4］教徒主要以怒族、藏族为主。但是教案过后，“民怨尚存，畛域巨深”。［10］“可惜各大教堂，业已开办30年，至今教友只十余人，老司铎(任安守)谈到此处，也不禁喟然!”［14］同样地，白汉洛教案对丙中洛的藏传佛教无疑也是致命一击，使当地残剩的僧民“所留之租不敷养赡，所指之寺不敷栖止，存款罄尽，无力经营，种种苦情，真有束手待毙之势”，［15］无力他顾，与天主教包括后来传入的基督教，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
第三个阶段基督教势力由南向北推进到丙中洛地区。
从1913年开始，基督教内地会、神召会、五旬节派等先后传播到怒江地区，并在福贡、碧江、泸水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只有福贡马吉以上到贡山茨开一线，尚未有教会涉足。于是，在四川传教受挫的美国基督教“坎帕尔派教会”传教士莫尔斯(j.russell morse)就到此开拓教区了。莫氏于1921年到中国，先在四川巴塘传教，因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的强烈反对，1925年携妻儿和两个藏族孤儿经维西、贡山逃往缅甸，并于次年成立滇藏基督教会。［13］1931年，莫尔斯怀揣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准许在澜沧江、怒江和独龙江一带传教的证件，再次来到滇西北，先在维西康普、叶枝等地传教，后因与纳西族王氏土司发生冲突，便西迁到维西岩瓦一带活动。1933年，派维西傈僳族教徒3人到贡山传教。两年后，带领全家6口再次来到贡山，在腊早普格勒村建教堂，并因此为据点，东连维西，南向福贡，北上月谷、丹珠、丹当发展，信教人数猛增。后来，莫尔斯派沙木义到丙中洛的双拉、比毕里一带传教，基督教就在丙中洛下段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群众中传播开来。到1950年为止，贡山滇藏基督教会教徒在怒江上游地区已达1400余人，人数超过教徒978人的天主教。［13］283但因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怒族中已有一部分先入了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在丙中洛就一直未能形成大气候，基本上与其他宗教相安无事，和睦并存。
如上所述，清末先后有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争相丙中洛立足，并与各族传统宗教相互并存。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 又重新恢复，2005年，丙中洛乡总人口有6216人，信教人口有3860人，占总人口数的61.2%。其中，藏传佛教信徒有2136人，占信教总人数的56.1%;基督教徒806人，占信教总人数的21.2%;天主教864人，占信教总人数的22.7%。喇嘛寺1个，活动堂点1个;天主教堂5座;基督教堂5座。［17］同时同地，巫师击鼓作法，喇嘛敲钟念经，天主教堂祈祷声与基督教堂赞美诗相应和，丙中洛成为一个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相互并存与交融的和睦安详之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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