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没有过机会，都一年了，你出过歌，举办过个人名义的演出吗？”
梁崇伟帮儿子回答：“没有。”
“时间是最宝贵的，你马上就二十了，你这一年，有过任何成就吗？”
“我现在没有成就，现在赚不到钱，不代表我以后没有，我以后不能。”
梁真指着身后，那个放着钥匙的鞋柜，“我没有这串钥匙，没有这个录音室，我也照样能录出好的作品。”
“是吗？”
梁崇伟对此表示怀疑，梁真就继续加码。
“我不用梁家的一分钱，我靠音乐，总有一天能养活自己。”
梁崇伟也站了起来，笑：“你是在和我谈经济独立？”
梁真不示弱：“只要你别像今天这样从中作梗。”
“行啊，是时候让你吃吃苦头，然后才知道，我为你挣下的一切有多不容易。”
“我没求你挣！
我不要！
我……”
梁真早已经过了说“我只想要你多陪陪我”
的年纪了，如梁崇伟所言，他很快就要二十了，这样的恳求，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意识到梁崇伟对工作的热爱远胜于家庭之后，就再也不奢望了。
梁真掏出了钱包，将夹层里的好几张卡都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只留着一张入学时办的刚交完学费的卡。
等他匆匆整理了几件衣服放到行李箱后出了卧室的门，梁崇伟已经离开了，梁真看着那个空荡的客厅无奈又苦涩的笑，同时离开的念头也更加坚定，出门前他将车钥匙也都放在了鞋柜上和房门钥匙与卡一起，然后推开门，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是十九岁的梁真，又年轻又冲动。
他对苦日子的认知体验仅限于在木山街道被拘留的那一晚，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离开了。
但那就是十九岁的真实的梁真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要靠音乐吃饭，吃一辈子的饭，但他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他不要做个冷漠的生意人，昼夜不停的和冰冷的铜臭味打交道，他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像他父母那样出于利益捆绑的联姻，他还不到二十，他想搏一搏，跳出这条看似美满实则如死水一潭的被安排妥当的“正确的路”
，这也是他为什么从三千多公里外的兰州跑到了温州。
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城市，却承载着梁真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许。
想到这儿，梁真不由对这个城市萌生了喜爱，如果没来温州，他就不会下定决定继续玩音乐，如果没来温州，他也不会遇到邵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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