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匈奴英主呼韩邪单于_冒顿_会议_大人(匈奴语言及族源新探)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匈奴英主呼韩邪单于

匈奴英主呼韩邪单于

在汉朝的打击下,匈奴军事失利,经济残破,人口牲畜锐减,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公元前57年,为了争夺单于之位,匈奴高层出现了内讧和战乱,即“五单于争立”,更是将本已千疮百孔的匈奴社会推向了绝境。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匈奴历史上杰出的首领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审时度势,选择了归附汉朝。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为以后汉匈关系的转折开创了新的起点,也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匈奴民族。

(一)五单于争立

要说“五单于争立”,还要简单介绍匈奴的单于继承制度。

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的早期历史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由此可以看出,头曼之前的匈奴还处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社会结构很不稳定,集体选举首领是部落联盟的一大特点。但是,到头曼单于时期,单于因为宠爱新欢可以废掉冒顿的太子位置,另立小儿子,说明集体选举首领的传统方式已经成为过去,此时的匈奴单于已具有一定的独立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公天下”正在向“家天下”过渡。

到了冒顿单于时代,虚挛鞮氏家族成为单于事实上的垄断者,他们是贵族血统,有着单于位的继承权。其他如呼衍氏、折兰氏等家族由于和虚挛鞮家族长期的婚姻关系,也得到高官贵职。但是,这种“垄断”并不同于汉人的皇位继承规则,如果其他实力雄厚的家族觊觎单于位置,未必没有人支持。显然,匈奴的“家天下”制度还未像中原王朝那样成熟稳定。

一般情况下,匈奴单于是“父死子继”,如从冒顿单于到老上单于、军臣单于都是如此,但是匈奴人没有像汉人那样确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继承制度,也就是说,父死子继还有很多的例外。中原王朝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皇后的长子享有天然的继承优先权,以下依次是嫡次子、庶长子,或是皇弟以及皇室宗族子弟,这都是由“祖宗家法”来规定的。在匈奴,一般情况下,单于的儿子会优先获得继承权,但他不是绝对的权威,只要有人不服(特别是有实力、有地位的匈奴贵族),这单于之位坐不稳。匈奴单于的父死子继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尚未成为制度。

此外,在单于的继承人问题上,阏氏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游牧民族的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能够成为阏氏的女子其出身一般也是匈奴贵族,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背景,因此单于的阏氏有很大发言权。按照匈奴的习俗,单于死后阏氏要嫁给未来的单于(非自己亲生)。如果先单于选定的继承人与阏氏不和,阏氏及其娘家人也不会坐以待毙,难免有所行动。

匈奴大人会议在单于继承人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作为部落联盟的一种遗存,大人或贵臣会议在匈奴国家政权体系中仍然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其他草原民族中也存在类似的组织,如蒙古人的忽里勒台会议、满洲人的王大臣会议,但后者在元朝或清朝的早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很快被剔除掉了,并不能影响孛尔只斤家族、爱新觉罗家族的独裁统治。而匈奴却不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定期召开的大人会议是匈奴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是单于,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会临时举行。单于自己选择的继承人必须首先通过大人会议的认可。如果先单于临终没有确定继承人选,或者有人对其提出异议,大人会议的重要性就反映出来了。换言之,控制大人会议者掌握着单于继承的主动权,因为大人会议至少表面上反映的是公共意志。失败者如果不低头臣服接受事实,那么争夺单于之战就会爆发。鉴于匈奴这种特有的继承现状,五单于争立大战有其爆发的必然性。

其实,早在军臣单于过世之后,父死子继的局面就被打破了,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一次内讧。当时军臣单于在武帝的攻击下屡次败北,匈奴急需找一位英雄重振雄风。匈奴大人们认为太子于禅年幼软弱,难当大任,而军臣单于的弟弟为人勇力,敢作敢为,因而被扶持做了单于,即伊稚斜单于。于禅丢掉了梦寐以求的单于位,无奈之下投降了汉朝。

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当时的匈奴单于狐鹿姑重病缠身,临终前对其年幼的儿子忧虑不已,留下遗言说:“我子(左贤王)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单于去世后,他的正妻颛渠阏氏对右谷蠡王很不满意,遂与丁零王卫律等人合谋,封锁了单于归天的消息,拉拢卫律一系的权贵歃血为盟,擅自更改了单于遗命,准备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单于,即后来的壶衍鞮单于。但是狐鹿姑单于的遗言还是传了出来,左贤王(狐鹿姑单于子)怨恨父亲剥夺了自己的继承权,右谷蠡王因不得立也心怀怨恨,于是各率部众分归各自辖区,不肯出席龙城大人会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号称“四角”,是匈奴政权的四个支柱,左贤王和右谷蠡王两个支柱都不出席大会,标志着匈奴最高统治层因争夺单于之位公开发生了分裂,开启了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大规模内讧——五单于争立的大幕。

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由母亲代摄国政,可是其母不甘寂寞,行为不正。加上族内又因单于之位发生严重分裂,一下失去左贤王和右谷蠡王两大支柱,颛渠阏氏和卫律等人知道此时无力对抗汉廷,又非常害怕汉军趁势攻击,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将被扣押在匈奴19年的汉使苏武、马宏等人先后送归汉廷,试图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换取时间恢复日渐凋零的国力。然而匈奴贵族生来勇猛剽悍,掠夺财富的欲望不可能完全断绝,况且对于丧失阴山以南大片水草丰美的土地毕竟是于心不甘,再加上武帝晚年宣布不再出兵远征之后,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于是匈奴骑兵又出现在汉朝边塞之外。但这时汉朝已不同于往昔,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烽燧交通等防御系统已经相当完备,兵力也日渐强盛,壶衍鞮单于几次兵临城下的骚扰都以失败告终,考虑到南下已经不可能获利,于是匈奴掉转马头,向昔日的同盟者乌孙杀去。

匈奴本来想靠西域的大片土地再次成就草原霸主的地位,因而在昭、宣之际,频繁地入侵乌孙。汉与乌孙早已结成联盟,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宣帝派遣15万大军,分兵五路,与乌孙联合抗击匈奴。在汉与乌孙联军的强力打击下,本已衰弱的匈奴无力抵抗,重创之下从此愈加衰落。壶衍鞮单于因此对乌孙恨之入骨,于公元前72年冬亲率大军进攻乌孙,结果没有找到乌孙主力,只是略有掳获。但在班师的路上却遇到严寒的袭击,暴风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乌孙国趁机回师报复,东方的乌桓、北方的丁零也趁火打劫。匈奴三面受敌,极度衰弱之余又损失了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等牲畜不计其数。

公元前71年至公元前68年,蒙古草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雨雪灾害,导致特大饥荒,匈奴人口牲畜损失6/10。在这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壶衍鞮单于终于心灰意冷,撒手西去。异母弟左贤王被推举为单于,即虚闾权渠单于。

虚闾权渠单于上台后,苦苦撑持着困难重重的局面,虽暂时无力侵扰汉朝边境,然而觊觎汉土之心不改。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率十余万骑临近汉朝边塞狩猎。名为狩猎,实是伺机准备入侵边境。宣帝得知消息后,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四万余骑屯守沿边诸郡,严加防备。虚闾权渠单于此时毕竟兵力衰微,不敢以硬碰硬,于是便准备遣使者赴汉议和。使者尚未出发,单于突然病发吐血而死,甚至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这便又给单于的继承留下了隐患。按理说,稽侯珊作为匈奴头曼单于第七世孙、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依照匈奴单于继位的世系和习惯,他原有继任单于的权利和可能。但是,当虚闾权渠单于的执政大臣郝宿王刑未央派人驰往各地召集氏族首长前来单于庭商讨后继单于人选问题时,虚闾权渠单于的原配——颛渠阏氏和她弟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乘着各氏族首长尚未到达的时机,拥立自己的情夫、乌维单于曾孙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是个十分凶残的人,他一朝大权在手,立刻大开杀戒,竟把刑未央杀死,宠用都隆奇,又把虚闾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尽行黜免,以安置自己的子弟亲信。稽侯珊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不得不逃亡到左地(匈奴东部地区)他的妻父乌禅幕那里作政治避难,其兄呼屠吾斯也隐身于民间,以躲避杀身之祸。

辖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握衍朐鞮单于早有私怨,害怕有朝一日遭到迫害,遂率数万骑投降了汉朝,匈奴势力从此退出了西域。日逐王归汉,使汉朝和西域的道路彻底畅通,对匈奴的未来产生了致命影响。

握衍朐鞮任命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为了报复,还杀害了先贤掸的两个弟弟。握衍朐鞮的残暴统治,致使匈奴内部更加动荡不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夏,乌桓出兵攻击匈奴东边的姑夕王,掳掠了大批百姓、牲畜。握衍朐鞮大怒,姑夕王恐怕单于怪罪而招杀身之祸,遂与乌禅幕及左地贵族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发兵攻打单于庭。握衍朐鞮倒行逆施,丧失人心,手下士兵纷纷逃跑,连右贤王——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愿意 他,走投无路之下,只得拔刀自刎,其部众都归附了呼韩邪。

呼韩邪在战胜握衍朐鞮之后,于同年秋天回归单于庭,打算把单于直辖的地区加以整顿,安定各方,以便尽快恢复生产,稳定政权。故他回到单于庭仅仅数月,即行罢兵。他命左地贵人罢兵各归辖地,从民间寻回其兄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然而,呼韩邪在单于的宝座上尚未坐稳,逃亡到右贤王处的都隆奇,却与右贤王共立握衍朐鞮从兄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从匈奴右地发数万兵袭击单于庭。呼韩邪措手不及,兵败出走,逃归左地。屠耆单于重占单于庭后,命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镇守单于庭,自己则率兵返回匈奴右地。

由于屠耆统治无方,信谗妄杀,激起各方的叛离,一场规模更大的内讧又开始了。第二年(即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天,屠耆命令原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驻扎在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共同诬陷右贤王欲起兵造反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盛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右贤王父子一同杀掉。事后知道右贤王蒙冤而死,气愤之余又诛杀了唯犁当户。呼揭王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惧,深知大难临头,干脆举兵反叛,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一看出现了三个单于,也不甘寂寞,自立为车犁单于。在东方防御呼韩邪的乌藉都尉也拥兵自立,自称乌藉单于。这样,加上原有的屠耆、呼韩邪二位单于,一共出现五位单于。五单于争立,将匈奴自握衍朐鞮单于当权以后出现的内讧局面推到了高潮,致使统治阶层内部及各部落之间的争斗愈加激烈。

匈奴内讧的消息传到了汉朝之后,许多大臣都主张趁匈奴内乱之机,发兵攻击,一举消灭匈奴,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宣帝知道兹事体大,遂征询御史大夫萧望之的意见。可以说,萧望之在汉匈和平共处之事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坚决反对出兵,认为:一,匈奴前单于多次遣使请求和亲,如今内部战乱,汉军如果趁机出兵,是不义之举;二,如果出兵,匈奴可以远避漠北,不可能一举消灭,汉军也不惯于深入大漠,长期征战,且百姓盼望安居乐业,多有厌战情绪;三,在匈奴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如果汉廷能遣使慰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匈奴必然对汉廷感恩戴德,慕义臣服。宣帝非常赞成萧望之的建议,没有出兵征伐,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汉匈战争的爆发。

正当汉廷群臣在朝堂之上争论是否该出兵灭匈奴时,匈奴五单于在战场上厮杀得难解难分。车犁单于和乌藉单于兵少,屠耆决定先从他们下手,他亲自率兵攻打车犁,命令都隆奇统兵攻打乌藉。二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车犁、乌藉二单于无力抵抗,逃往西北故地,与呼揭合兵。为了与屠耆对抗,考虑到日逐王一系在匈奴民众中威信最高,乌藉、呼揭主动放弃单于之号,共同辅佐车犁单于。

车犁单于纠集4万兵马,再次攻打屠耆单于,但仍然落败,只得继续向西北方向逃走。匈奴西北部方面的战争方告一个段落,战火又在东方熊熊燃起。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西袭屠耆单于在打击车犁单于时为防御呼韩邪西进而布置于单于庭与左地之间的屯兵。偷袭获胜,右谷蠡王“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闻讯,怒火攻心,立刻率领六万多骑火速东归,企图一举歼灭呼韩邪。屠耆大军昼夜兼程,奔驰近一千多里后,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减,却突然遭到呼韩邪大军的猛烈攻击。尽管屠耆在兵力上多于呼韩邪,但呼韩邪单于是以逸待劳,稳操胜券。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屠耆一败涂地,自杀而死。呼韩邪“遂复都单于庭”。车犁闻知呼韩邪战胜屠耆,自废单于之号,率部东归,向呼韩邪单于投降。至此,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告结束,呼韩邪再次统一了匈奴。

呼韩邪虽然取得胜利,但处境仍是极其艰难。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匈奴人口大减,部众仅剩下数万人,牲畜损耗十之八九,人民饥饿。呼韩邪的部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乌厉温敦见匈奴大乱,遂率领数万部众投降汉朝,都被汉封为列侯。重归单于庭的呼韩邪,只剩残余的部众数万人,其势力衰弱到了极点。正当他着手恢复变乱后的残局时,不想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又在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更使呼韩邪没有想到的,在单于庭东部,曾被他一手扶持登上左谷蠡王王位,后又晋升为左贤王的兄长呼屠吾斯竟然也忘恩负义、同室操戈,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公元前56年(汉五凤二年,呼韩邪三年)继五单于争立之后,匈奴又出现三单于鼎立的形势。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匈奴人民刚从五单于争立的噩梦中醒来,又迎来了三单于争战。闰振单于并没有率先攻击衰弱的呼韩邪单于,而是引兵东向,进攻郅支单于。他的这一举措无异于自取灭亡,郅支兵多,很快便消灭了闰振。郅支单于新胜,士气正旺,又收编了闰振的残部,实力大增,随后就猛攻单于庭。呼韩邪毫无防备,人马损失惨重,被迫再次放弃单于庭南撤。郅支占据单于庭后,与撤到漠南地区的呼韩邪遥相对峙。在这种困难的局面和危险的处境中,呼韩邪开始考虑归附汉朝中央政府,以便挽回危险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平定郅支,保护匈奴民族,保持自己的政权。

(二)呼韩邪单于毅然决定内附

呼韩邪单于,名稽侯珊,是匈奴头曼单于第七代孙、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死,依照匈奴单于继位的世系和习惯,他原有继任单于的权利和可能。但是颛渠阏氏和她弟弟都隆奇密谋,擅立她的情人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稽侯珊在险恶的处境下,不得不逃亡到左地(匈奴东部地区)他的妻父乌禅幕那里政治避难。

由于稽侯珊具有杰出的才能,又是单于后裔,所以他虽然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逃到左地,却很快便获得了左地贵族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而握衍朐鞮单于则因暴虐嗜杀,激起族内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握衍朐鞮单于三年),左地的贵族与乌禅幕乘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调动左地兵将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内失民心,外乏支援,无力抵抗,遂自杀而亡,所属民众尽数投归呼韩邪治下。呼韩邪在战胜握衍朐鞮之后,遂回归单于庭,打算尽快恢复生产,稳定政权。然而,逃亡到右贤王处的都隆奇,却与右贤王共立握衍朐鞮从兄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东袭呼韩邪。呼韩邪措手不及,兵败出走。屠耆即派他的两个儿子据守单于庭,并派兵屯驻东方以防备呼韩邪。由于屠耆统治无方,信谗妄杀,又激起各方对他的叛离,纷纷自立为单于:西方有呼揭单于,东方有车犁单于和乌藉单于,连同屠耆单于及呼韩邪单于,即史书所称“五单于争立”,时在公元前57年(宣帝五凤元年,呼韩邪单于二年)。五单于连年展开混战,结果或败降、或自杀,最后胜利仍然属于呼韩邪,于是呼韩邪复归单于庭。在五单于混战中,呼韩邪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可是,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匈奴人口大减,部众仅剩下数万人,牲畜损耗十之八九,人民饥饿,竟至互相燔烧以争夺食物 ,呼韩邪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正当他着手恢复变乱后的残局时,不想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又在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而呼韩邪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又在东部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公元前56年,汉五凤二年,呼韩邪三年)。不久,郅支杀闰振,并进攻呼韩邪,占据了单于庭,呼韩邪兵败,不得不再次出走。在这种困难的局面和危险的处境中,呼韩邪开始考虑归附汉朝中央政府,以打开自己的政治出路,以便在汉朝的支持和 助下,挽回危险的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平定郅支,统一匈奴,以保持自己政权的延续。

呼韩邪单于在短短的两年之中两次被逐出单于庭,部众牲畜损失殆尽,处境非常困难。呼韩邪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自己新败衰弱,东西属部俱已瓦解,郅支在北,汉朝在南,不论受哪一方的攻击,都足以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如果遭受两面夹攻危险更大。如果向郅支投降,无疑是自寻死路;若主动归附汉朝,则首先可以解除汉朝对自己的威胁,进一步可以借重汉朝中央的力量平定郅支,挽回败局。属下左伊秩訾王也劝呼韩邪称臣归附,遣子入侍,从汉求助,以定匈奴。呼韩邪还估计到,由于郅支仍以一个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汉朝也是敌对的势力存在于塞北,所以汉朝对他的归附是会欢迎的。事实证明,呼韩邪的分析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不愧为挽救匈奴民族的一代英主。

但是,匈奴自冒顿单于统一大漠以来,至此时已经在塞外称雄一百五十多年。匈奴单于被誉为“天之骄子”,号称“百蛮之长”,与汉天子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甚至以兄自居。在汉初六十多年间,一直都是汉朝遣公主出塞,每年奉送大量财物,其实是汉朝在委曲求全,换取和平。自汉武帝以来,汉朝逐渐强大,而匈奴日益走向衰落,即使这样,匈奴仍然一边请求与汉和亲一边侵掳汉朝边境,这一时期的几任单于均表示出愿意重新与汉朝和好的意图,然而都坚持在故约的基础之上恢复和亲,决不肯臣服于汉。现在,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归附汉朝,匈奴贵族和民众会同意吗?

呼韩邪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故而召集群臣与贵族商议,这立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反对附汉的大臣认为:匈奴是以马上征战立国,本国之俗,本来就是崇尚气力而鄙视服役,所以才能威震百蛮、雄霸西部。匈奴壮士以战死疆场为荣。汉朝虽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能力兼并匈奴,为什么要扰乱古制,屈辱先单于,取笑于诸国?即使附汉可以安定匈奴,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匈奴子民、再为大漠南北各族之长!以左伊秩訾王为首的赞成附汉的大臣则认为:如今汉朝强盛,西域乌孙诸国都匍匐臣服,匈奴已成孤立之势。自从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势力日益削弱,不能复兴,虽然表面上依旧倔强地与汉朝抗衡,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一天的安宁。人民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流离失所、痛苦不堪,早已厌倦战争。如今附汉就能安宁生存,否则将有民族覆亡的危险!呼韩邪单于不是一个眼光短浅的君王,他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子民在连年的战争中拼死挣扎,在血泪中守着破败不堪的残局,在绝望中颠沛流离。于是, 他采纳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领部众南下,靠近汉朝边塞,并于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春正月,亲自入汉觐见汉帝。

汉朝对呼韩邪归附表示了隆重的欢迎,首先在他未至以前,即派大员——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先至五原郡迎接,沿途发兵陈列道上,以为宠卫,当然也有戒备的意思。既至,待以客礼,把他的地位高置于诸侯王之上,在拜见汉帝时只须称“臣”,而不必唱名。颁给他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及盭绶,承认他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确定了君臣的名分,同时也确定了呼韩邪政权——匈奴地方政权是隶属于汉朝中央的藩属的政治地位。 此外,汉朝又赐给他大量的珍贵物品,如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矢、檠戟、车马、黄金、钱币、锦绣、杂帛、絮等等。临别北归时,呼韩邪考虑到自己实力单薄,深恐被郅支袭击,为图倚重汉朝中央的力量,并为表示对汉的忠诚和报效,因此自请愿意留居光禄塞下,如有紧急情况,则保卫汉之受降城。汉朝为了便于约束,接受了他的请求;复遣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等领兵护送他出朔方鸡鹿塞,并命韩昌等驻军塞外,留卫单于,助诛不服。汉朝还以匈奴社会生产残破,人民乏食,前后调拨边谷米粮三万四千斛以资救济。

当时,郅支眼见呼韩邪附汉,并获得汉朝中央的大力支持,深恐遭受呼韩邪和汉朝的联合进攻,故也遣使入汉奉献(公元前51年及公元前50年,甘露三年及四年),并送侍子入朝,以示友好,同时不无伺机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之意。汉朝当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双方都实行羁縻。因此对郅支使者也很优待。呼韩邪对郅支的动态当然十分注意。公元前50年(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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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四年)他遣使入汉奉献。翌年(前49年,黄龙元年)他第二次亲自入朝,力图确保和加强与汉的关系。汉朝对他的礼遇和赐赠如初。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初元元年),汉朝基于呼韩邪的请求,又拨给他谷米二万斛。公元前43年(永光元年),时郅支已离漠北西徙中亚,汉朝又依从呼韩邪的意愿,准他北归单于庭。呼韩邪对汉的归附是真诚的,北归单于庭之前,呼韩邪和汉将韩昌、张猛俱登诺水东山,刑白马,饮血酒,立下盟约,其词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他与汉朝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

郅支无隙可乘,且见汉朝出兵谷 助呼韩邪,自度无力征服呼韩邪,乃于公元前44年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并于北降乌揭、丁令,西破坚昆,势力稍盛之后,自以为距离汉朝道远,又怨汉保护呼韩邪,遂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后又索还侍子,并杀死护送侍子还归的汉使谷吉。同时,郅支又侵凌乌孙、大宛,欲降服康居,企图得此三地作为与汉争夺西域的基地。结果于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呼韩邪二十三年,郅支二十一年),为汉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所刺杀。

郅支一死,匈奴与汉敌对的势力最后被消灭。而匈奴内部自握衍朐鞮单于以来二十余年间的变乱局面,通过汉朝中央政府的力量和 助,遂告结束,匈奴从此复归于统一达一百余年(至东汉初又再分裂)。郅支单于由于采取与汉敌对的态度,坚持与中央分裂的方针,最后自取灭亡,而呼韩邪坚持正确的归附汉朝的方针,不但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和地位,而且使匈奴民族得以统一和稳定,他不愧为匈奴的杰出领袖。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者,以郅支已诛,政敌清除,无复后患;惧者,以郅支作为一个牵制汉朝的力量既不存在,而汉力威强,己身孤弱,今后或不免因得罪而灭亡如郅支。 局势促使他只有进一步倒向汉朝一边,才能确保安全。因此他上书说:常愿入汉谒见天子,只因郅支在西方,恐其前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公元前33年(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他入朝汉帝,这是他第三次朝汉。汉朝对他的礼遇和赐赠如初,且加赐衣服、锦、帛、絮,皆较黄龙年入朝时多一倍。在朝见期间,他自言愿当汉家女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配他为妻。呼韩邪单于大为欢喜,号昭君为“宁胡阏氏”。呼韩邪回匈奴后二年(公元前31年,元帝建始二年,呼韩邪二十八年)便死去了。

(三)呼韩邪单于内附的意义

呼韩邪单于作为匈奴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在民族关系方面,他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来(公元前201-公元前51年)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南匈奴与汉族的长期友好合作、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在汉匈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在政治方面,他打破了“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 的旧传统,开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先河,从而使中原先进的政治直接影响塞北,密切了塞北与中原的政治关系,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

第三,在经济文化方面,汉匈关系的和平友好,关市的畅通,不受或少受限制,使两族人民的互市和接触机会更多,匈奴人可以从汉人中获得较多的生产品和生活品,汉族文化可以较多地输入匈奴,因而使匈奴人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较前迅速提高,更迅速地摆脱落后状态。通过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第四,在匈奴方面,由于呼韩邪附汉,孤立了郅支,迫使他向西迁移,有利于汉朝对他的制服,从而结束了匈奴二十多年的分裂和内战,使匈奴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这便为恢复社会生产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正是由于呼韩邪从附汉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他及他的家族对于汉匈团结友好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得十分深刻。呼韩邪的原配颛渠阏氏曾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呼韩邪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也正是为了强调匈奴因与汉朝团结友好而获得安宁之意。他在归王庭时和汉使韩昌、张猛的盟约中,非常强调“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他在弥留之际,还谆谆告诫他的子孙要遵守对汉的盟约,维持对汉的友好关系,“以报天子厚恩”。 直至东汉初(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时,他的孙辈醯落尸逐鞮单于(醯音兮)为了恢复与汉的友好,仍然沿用了“呼韩邪”的称号,其原因就是“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 可见呼韩邪附汉对于匈奴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五,呼韩邪附汉,对于汉族人民也有实际的利益。由于北边无战事,从此“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达六十年之久。这对于汉人的生产、生活自然有很大好处。同时,由于汉匈两族经济文化的大量交流和两族人民的频繁接触,汉族文化也同样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日益充实和丰富。例如,汉朝政府和民间的养马业空前发达,就和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和养马术的传授分不开。西汉初年,高帝刘邦的仪仗队要挑选几十匹毛色一致的马都很困难,而到西汉末,据《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引《汉仪注》一书说,太仆管辖下的牧苑有三十六所;分布在北边、西边,共养马30万匹。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狩四年一战,动员官马10万骑,私马14万匹。可见当时政府和民间养马业都很兴盛。汉朝人桓宽撰的《盐铁论·力耕》篇讲到匈奴的驴、骡、骆驼衔尾入塞,驔騱、骡马尽为我畜。可见当时养马业之盛与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有很大关系,匈奴人来到汉朝,不但带来了养马等技术,而且有的还从事政治、文化等事业,被汉朝封为高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金日磾。他从匈奴来到汉朝,在先为朝廷养马,“马肥好”,使武帝为之奇异,便擢升他为马监,以后不断晋升,官居显要,临终前被封为柁侯(柁音杜)。他的子孙也都在汉朝担任要职,因此匈奴金氏成为当时中原有名的赫赫望族。 乃至后人有诗曰:“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此外,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也可以看到匈奴游牧生活的题材、风格的影响。例如,在今陕西省兴平县汉茂陵霍去病墓前,有匈奴题材的巨型石刻,造型生动,是珍贵的艺术品。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城以南也发现了很多匈奴遗物。这些都说明了汉匈友好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六,由于汉朝在西域声威日隆,加以呼韩邪附汉的影响,遂使西域诸国愈益尊汉,加强了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使丝绸之路更为通畅。史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地近匈奴,匈奴使者持单于书信到各地,各地传送食物招待,不敢留难。但对汉朝使者,则非出货币、物品,换不到食物,非购买牲畜,得不到骑乘。等到呼韩邪附汉后,这种情况便大有改变,各地尽都尊汉了。 因此,匈奴实际上成为汉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中转站。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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